【编按】白先勇说,齐邦媛这个人，就是一个真字。她是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

 

蒋勋说，沉重的史诗，齐老师却能云淡风轻写出，展现文学的惊人之美。

 

王德威说，和齐先生一起回顾她的似水年华……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作家，一部怎样的作品，能够引起如此关注。且听冯璟和赵学亮怎么说。

 

从巨流河到哑口海

 

一位老学者，在81岁高龄时开始撰写回忆录，花费四年之功捧出25万字，旋即在全球华人中引发轰动。此人为齐邦媛先生，此书为《巨流河》。

 

齐邦媛，女，一九二四年生，辽宁铁岭人。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一九四七年到台湾，一九八八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其一直致力于文学评论与翻译工作，对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其父齐世英，国民党元老级党员，早年深受蒋介石重用，到台湾后提倡自由思想与国民个人尊严，“希望国民党走上民主化的道路”，1954年因“反对增加军费而电力加价”被蒋介石开除国民党党籍。

 

《巨流河》在台湾出版后，论者多将齐邦媛与龙应台并列，认为在从抗日战争到1949再到当下的个人史、家族史叙述中，两位作家都写出了杰作，为读者思考提供了别样的视角。在台版《巨流河》的封腰上有这样一句话：“读了这本书，你终于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知识分子”。

 

推荐理由：

 

一、从家国情仇的大时代，过渡到书香袅袅的象牙塔，《巨流河》呈现了难得的融合气质。这样的内容架构与写作方式，自钱锺书《围城》以来，确不多见。

 

齐邦媛在《巨流河》的序言中解释她写此书的初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犹太人写他们悲伤的故事，日本人侵略惹来两颗原子弹也写个不休，而中国人自20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却渐渐被湮没与遗忘。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的她，心灵上刻满弹痕，“六十年来，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奋斗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

 

本书的记述，从长城外的“巨流河”开始，到台湾南端恒春的“哑口海”结束。全书有两条主线：一是借着父亲齐世英救亡图存的奋斗经历，串联起一代铮铮铁汉们在侵略者炮火下头可抛、血可洒的气概与尊严；一是从自己诞生、童年写起，战火中颠沛流离逃至重庆，八年间受南开中学与武汉大学教育，受业于名师，得文学启蒙，大学毕业后落脚台湾展开学术事业，成为台湾文学推手。

 

齐世英（1899-1987）是军阀混战时期，东北地区公派出国的早期留学生，回国后他参加了奉军郭松龄部反对张作霖的起义，兵败之后流亡，辗转到南京国民政府任职。齐世英创办了东北中山中学，带着上千名流亡学生从北平到南京，再一路向大西南撤退。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齐邦媛目睹了太多生离死别，也看到了父亲忧国忧民、力撑危局的品节。在跟随父亲躲避战火的岁月里，齐邦媛完成了学业。她写到自己所受许多名师的教益，如朱光潜、吴宓等人，到台湾大学任教后，又与钱穆常有往来。这些学者在动荡时代的细节故事，读来颇多趣味。

 

本书的故事主要集中在前半部，至1949年止，跌宕起伏，正如曲折奔腾的巨流河。而后半部则是作者和家人到台湾之后的平静生活，齐邦媛在多所大学任教，见证了半个世纪以来台湾文学的兴起发展。这部分内容相对专业，叙述平缓严谨，犹如波澜不惊的台湾哑口海。全书过渡自然，气质融合，“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语出《巨流河》）。

 

二、“沉重的史诗，齐老师却能云淡风轻写出，展现文学的惊人之美”。（台湾作家蒋勋语）

 

齐邦媛先生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曾说：“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要渲染，不要抒怀，尽量让历史和事实说话。”《巨流河》也因此从原稿的三十余万字压缩至二十五万字，成为一部“用简单句、肯定句完成的作品”。

 

齐邦媛回忆1937年从南京撤退到武汉时写到：“黑暗的江上，落水的人呼救、沉没的声音，已上了船的呼儿唤女的叫喊声，在那个惊险、恐惧的夜晚，混杂着白天火车顶上被刷下的人的哀叫，在我成长至年老的一生中常常回到我的心头。那些凄厉的哭喊声在许多无寐之夜震荡，成为我对国家民族，渐渐由文学的阅读扩及全人类悲悯的起点。”

 

悲悯，是齐先生的文学情怀。幼年起耳闻军阀混战，少年后目睹山河破碎，亲身经历逃亡和颠沛，最小的妹妹死于逃亡路上，初恋情人牺牲在空战中，普通百姓长年身陷于水深火热……《巨流河》的叙述平白和缓，即使处理至痛时刻，也显示极大的谦抑和低回，展现了文学极大的魅力。齐先生以最内敛的方式处理那些原该催泪的材料，这里所蕴藏的深情和所显示的节制，不是过来人不能如此。《巨流河》从波澜壮阔到波澜不惊，齐先生以她大半生的历练体现了她的文学情怀。

 

三、以独特视角展现反思历史与生命的基调。

 

齐邦媛的父亲一生大起大落，齐邦媛却从父亲那里学到了“温和”与“洁净”，很是耐人寻味。乱世出英雄，但成败之外，又有几人终其一生能保有“温和”与“洁净”？这是《巨流河》反思历史与生命的基调。

 

怀着这样的标准，齐邦媛写下了她和张大飞（1918-1945）的因缘。张大飞，这个东北少年的父亲原是沈阳县警察局局长，因抗日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一家八口因此逃亡离散。齐邦媛的母亲在南京收留东北流亡的孩子，像亲人一般给他们做家乡的食品，齐邦媛与张大飞得以相识。后张大飞放弃学业报考空军，成为一名飞虎队员，在河南一场空战中殉国。张大飞的故事悲惨壮烈，他对少年齐邦媛的呵护成为两人最深刻的默契，当他宿命式地迎向死亡，他为生者留下永远的遗憾。

 

齐邦媛笔下的张大飞英姿飒爽，至诚至爱，应该是《巨流河》中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他雨中伫立在齐邦媛校园里的身影，他虔诚的宗教信仰，他幽幽的诀别信，无不充满青春加死亡的浪漫色彩。但这正是齐先生所要厘清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容如此轻易归类，因为那是一种至诚的信托，最洁净的情操。当我们今天对抗战的想象早已被《色.戒》这类故事所垄断，张大飞这样的生，这样的死，反而要让人无言以对。面对逝者，这岂不是一种更艰难的纪念？

 

齐邦媛说张大飞的生与死对这本书有很强烈的象征意义，她想通过一个这样的人来描写那个年代一批人的心路历程。“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

 

四、《巨流河》让读者了解到上个世纪后半叶至今台湾文学的发展成就，并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台湾的政治现代化和经济腾飞之路。

 

齐邦媛先生曾在教书的同时为台湾博物院兼职工作，受到胡适的谈话启发，“后来我给学生上课或演讲，都觉得文学上最重要的是格局、情趣与深度，这是无法言诠的。”她记述和台湾五小出版社的交往，让我们看到台湾的出版业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坚守文化传承的宗旨，“与尔雅（隐地）并称为‘五小’的洪范（叶步荣）、纯文学（林海音）、大地（姚宣瑛）、九歌（蔡文甫）出版社，是当年文坛佳话。都是由作家创办经营，专印行高格调文学作品的出版社，对台湾文学的推动有不朽的贡献。他们之间的和谐，见证了一个‘文人相重’的良性发展时代。”

 

齐邦媛在国立编译馆的工作经历，也让我们看到台湾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的专制政治和一元化的思想意识，“在那个渐开放而尚未完全开放的社会，文化界笼罩着浓厚的政治气氛，教育部统编本的国文和历史课本往往是社会注意的焦点。我因缘际会，恰在漩涡中心，得以从不同角度看到各种文化波涛，甚至时有灭顶的危机”。受父亲影响，齐邦媛对政治也有极深的思考，在大学外文系的教学中，她首先将《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等反独裁作品引入课堂，要求学生阅读。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芳明多年后这样回忆：“我对言论自由的向往，对思想解放的期待……都在齐老师的文学解释中获得依靠。”

 

而她在中兴农业大学开创外文系，亲身体验到台湾农业现代化的成就，“一九六O年代台湾的农业学术研究已相当现代化，成为台湾发展的先锋之一，各系都鼓励学生出国进修。……许多毕业学生在中部和嘉南平原开创了一些现代化农场，常常请老师去‘指导’。……验证了高等教育在台湾‘十年生聚’的扎根力量和热情。” 齐邦媛的先生罗裕昌则是上个世纪台湾铁路从四十年代的“冒烟火车”到六十年代实现电气化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所有这些，都可以让我们从不同侧面了解台湾的文化、政治和经济。

 

 

作者：冯璟

 

 

悲欢离合总关情

                                                      ——漫话《巨流河》

 

春天里读完《巨流河》，距今已有大半年。那时种下的一粒种子，在心田渐渐长成了一棵摇曳多姿的参天大树：乡关万里魂牵梦萦，八年抗战血泪流离，逃难路上弦歌不缀，武汉大学名师导航，素书楼十八年追随钱穆修得真传，年届不惑远赴德美名校再攀天梯，六十载教书育人桃李芬芳，年过八旬著述自传告慰平生……从这棵树出发，走进那片“天崩地裂，风雷激荡，鸿雁飞鸣”的苍茫原野，怎能不惊心动魄？捧读这样一部“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的天籁诗篇，怎能哑口无言？

 

这是一部容量巨大、融悲欢离合于一炉的奇书。齐邦媛先生身如浮萍，从东北巨流河畔流亡关内、大西南，又从大陆漂泊到台南哑口海岸，国破家亡之悲痛与人生奋斗之欣欢缠绕交织，波澜壮阔之阅历与从容平和之叙说互为表里。悲欢离合、壮阔幽微之间，一代人的追求与遗憾，希望与怅惘，怎一个“情”字了得？！

 

（一）

 

故园无声，乡关情切。齐邦媛1924年生于辽宁铁岭的一个乡村，终身在漂泊中度过，没有归依的田园，只有歌声里的故乡。幼年耳畔是母亲在艰难时世里幽怨的摇篮曲《苏武牧羊》、《孟姜女》。少年随家人流亡逃难，从辽河到长江，溯岷江到大渡河，在日本人的炮火炸弹下，听到的是难民的悲歌“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漫长岁月里，齐先生那一代人在歌声里寻找家园的模样，每个人心中想的是自己家乡的永定河、黄河、汉水、湘江、桂江、长江，说不尽道不完的美好江河。

 

纳兰性德随军夜行曾有“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之慨，齐邦媛父女两代人饱受战乱之苦，被军阀、日本强盗追赶杀着四散奔逃，颠沛流离在远离故土的泥泞道上，故园之念、乡关情思更为深切。正如齐先生所言“江水每夜呜咽地流过，都好像流在我的心上”。

 

（二）

山河破碎，壮怀激烈。齐邦媛八十一岁开始写《巨流河》，历时五年完成三十万言浩瀚巨著，不仅靠坚持毅力支撑，更是靠庄严使命逼催。二战后，犹太人写他们悲伤的故事，日本人为自己的侵略吃了两颗原子弹而喋喋不休，中国人百年来苦难无边，死难千万却渐渐被淹没与遗忘。齐先生满腔仇恨与愤怒，多少年一闭上眼，脑子里就是当年从南京逃出，在火车上、船上被日本人追着轰炸的场景。哭号声，硝烟味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据齐先生自述，母亲在南京生下小妹星媛第三天，医院在日军轰炸下门窗俱裂，母亲抱着婴儿赤足逃进地下室，得了血崩之症。此后，每天黄昏时分，愁苦减弱的母亲勉强起床迎回眉头紧锁的父亲，全家人重归团圆倍感欣慰。

 

南京沦陷前夕，父亲托人照料血崩不止的母亲、病重的小妹等家人，从南京火车站到芜湖上船后，全家人的内衣都继床褥用光之后垫在母亲身下，小妹星媛临去世前睁开大眼睛说：“姐姐抱抱。”13岁的齐邦媛倍感孤寒，在母亲病房门口喃喃自语“妹妹死了，妈妈也要死了！”

 

南京沉陷前五天，担任抗战最高统率部秘书的父亲随蒋介石撤离南京赶到汉口，见到家人泪流满面，面对惶恐的大大小小孩子痛言：“我们真是国破家亡了！”乱世艰难今人难以想象。

 

就是在那样艰难的时刻，父亲清晨毅然告别家人，赴最高统帅部看战报，参与抗战大局的调度。齐邦媛随哥哥等适龄学生入校读书，在奔逃途中传唱《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这首歌唱出了浪子的漂流之痛，唱遍了抗战转辗的万里江山。

 

就是在那样艰难的时刻，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为代表的社会精英，痛感国家贫弱，饱受欺凌，悲愤填胸，坚定“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理想，矢志办学，激励南开师生弘扬“中国不亡，有我!”的志气，为民族振兴播种未来。

 

（三）

 

师恩浩荡，弦歌不缀。齐先生在自传中深情怀念求学生涯，周南女中、南开中学、武汉大学，乃至从教后远赴美德求学及学术交流，师从孟志荪、朱光潜、马一浮、熊十力、吴宓、钱穆等名家，倍受赏识与呵护，深悟中外古典文学精粹，以终身学习态度苦攀学术天梯，终成一代名家。

 

遥想当年，武大校长王星拱在文庙广场语调悲戚而坚定地训诫：“我们已经艰辛地撑了八年，绝没有放弃的一天，大家各尽其力，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缀。”齐邦媛英文出众，被名满天下的美学大师朱光潜约至大成殿，劝说由哲学系转到外文系，朱先生直言“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此等劝勉与承诺稀世难觅，后辈无尚向往。一代国学宗师钱穆，接受齐邦媛约访，由尴尬到相识相敬，十八年间往来于素书楼红叶阶前，送稿、送书、请益、深谈，去得殷勤，收益深厚。齐先生四十多岁赴美德名校深造，不顾命地主修六门课程，感叹一九六八年是自己此生最为劳累而充实的一年：“人们从草坡上总看见我俯首读书或打字，我自知每一日都是从妻职母职中偷身得来！”

 

历经千难万苦，累受时世磨砺与大师点拨，抗战流亡中苦读不缀，担负教职后依然苦学不缀，登攀多年终于明白：“我的一生，自病弱的童年起，一直在一本一本的书叠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地向上攀登，从未停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得遇众多名师教诲，汇入浩荡学术洪流，齐先生不成千里马也难。

 

（四）

 

真爱汹涌，亲情浓郁。齐先生身逢离乱之世，亲情爱意更为炽烈纯洁。懵懂之中，与飞虎队英雄张大飞情真意切，虽青梅竹马，信托至诚，无奈张大飞长空折戟，临别前最真切的拥抱也难抵豫南空战令人心碎的噩耗。张大飞身披雨衣伫立守候的身影在齐邦媛心中永难磨灭。六十年后，当齐先生拜谒抗日烈士纪念碑时，苦吟“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死亡是唇边的微笑”，情深几何？“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有这般朋友，百死亦活心间，死生契阔，何憾之有？

 

齐邦媛系出名门，父亲齐世英响当当一代英豪。早年受到张作霖的提拔，先后赴日本、德国留学。归国后与张作霖部下、爱国将领郭松龄志趣相投，以满腔热血与识见矢志整饬东北乱局。一九二五年冬向张作霖发起兵变，逼张作霖停止军阀混战，将军权交给张学良，休养生息，振兴教育，储备实力抵御日俄侵略。兵变失败，郭松龄慷慨就义，齐世英亡命天涯。此后，张作霖被炸死，张学良匆促接班，无力保境安民，东北落入日本人之手。齐世英随即加入国民党，投身抗战，与日本人斗智斗勇。齐邦媛上小学出门前常常要问“妈，我今天姓什么？”形势危急可见一斑。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齐世英负责东北党务，并创立中山中学，收容东北流亡学生七百多人迁往大西南，从南京逃到汉口，又由汉口逃到湘乡、桂林、四川。途中发现儿子挤坐在司机旁边，坚决令其下车与学生们一起步行赶路，并对劝阻的内弟说：“我们带出来的这些学生，很多都是独子，他们家里把独子交给我们，要保留一个种，为什么他们走路，我的独子就该坐车？”齐世英一生大起大落，抗战结束奉命整合东北人事，赴台后因反对增加电费以筹措军饷政策触怒蒋介石，被开除党籍，后因雷震案几乎系狱。从“惊天动地”到“寂天寞地”，超拔品格为人称道，实为人中之龙。齐世英直到晚年，腰板始终挺直不弯，用奋斗精神给家族注入了坚韧的性格基因。世易时移，如今遍地“我爸是李刚”式的坑爹小儿，为非作歹，狂吠不止，归根结底还是家教之过、环境之错。

 

（五）

 

波澜不惊，瑶情未了。齐邦媛一九四七年孤身赴台湾大学外文系任助教，次年成家，后来养育三个儿子。无论多忙多累，始终坚持学以立身，珍重与每一位学生的缘分。正如先生自述：“能从菜场、煤炉、奶瓶、尿布中偷得几小时，重谈自己的珍爱的的知识——用好的文字抒情、写景、论述都是知识，我自己感到幸福。一班四十多个仰头听我讲课的脸上似乎有些感应，令我有一种知音之感。”齐先生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台湾大学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美国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国立”编译馆编篡兼任教科书主任等职，讲课精彩，著述严谨，颇负声望。其间，也曾遭遇车祸、编书受审、丈夫被调查局审讯等人生变故，无论承载多少苦泪，均一一从容应对。我想，那份正道直行的沉稳底蕴大约来自于艰难时势的不断磨练。

 

一九九五年春，齐邦媛在北京与南开中学班友聚会，好友共诵杜甫《赠卫八处士》，叙说离情别意：“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当年一个个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转眼之间鸡皮鹤发，从相知到守望，亦悲亦喜，悲喜交集，怎能不令人慨叹人生苦短、世事渺茫、别易会难？

 

二00一年秋，齐邦媛兄弟四人从太平洋两端回到沈阳，参加东北中山中学“齐世英纪念图书馆”揭幕典礼，与老校友合唱当年校歌“唯楚有士，虽三户兮，秦以亡！我来自北兮，回北方。”这些在逃难潮中以校为家、生死与共的老人，站在故园的秋风里，白发飒然，泪花四溅，这歌声曾经伴着他们从东北到南京，从湘桂到川黔，八千里路云和月，多少神伤与慨叹都在泪滴故土的那一刻随风消逝。

 

齐先生也曾连续两天独自一人坐在大连海边，遥望渤海流入黄海，再流入东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神思悠长，心潮渐趋平静。正所谓“人的高贵在于灵魂，历经大波涛，境界越高心气愈平”。

 

（六）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诗圣杜甫过宋玉故宅曾写下名篇《咏怀古迹》，痛憾晚生千年，只能吟咏《凤赋》《九辩》，难睹宋玉器宇风度。清代宗室贵胄永忠读《石头记》流泪感叹“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杜甫千秋怅望，恨不同时，所思所慕者已往，异代风流杳不可寻，实为拜师之大痛。永忠掩卷哭雪芹，爱之极，惜之极，悲苦之极。

 

往圣先贤已成神迹，风流儒雅自有后裔，齐邦媛携《巨流河》款款而来，大师风范依稀可见。据《新周刊》记者专访报道，年近九旬的齐先生与记者相约在离家一小时车程的台北武昌街明星咖啡馆聊天，柱一把长柄雨伞走进咖啡馆三楼，步履轻盈。眼前的齐先生淡妆短发，风姿绰约，丝巾艳丽，谈吐儒雅，追忆似水年华谈笑风生：“像我父亲、吴宓、朱光潜那一代那么精彩的人，精神大于肉体，现在已经很少了……这家白俄人开的店有60多年了，我来台湾也60多年了，写完《巨流河》，我还在想，我怎么还活着？”从少年到白头，风采仍然！如此这般人物，如此这般风流，人间能得几回闻？

 

对我而言，《巨流河》奔腾不息，永难读完。

 

 

三门峡市中心支行 赵学亮